“皇帝要被劳动改造了！”

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讽刺，但在1950年8月1日，这句话却变成了现实。当天，末代皇帝溥仪和其他263名“伪满洲国战犯”，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被交给了中国政府，而交接地点选在了绥芬河。

三天后，溥仪被押送到抚顺，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活。当时他44岁，编号为981。在初到抚顺时，溥仪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：一方面，死刑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，几乎每晚都因不安而失眠，担心随时可能会被判死刑；另一方面，他也不愿意放下昔日皇帝的尊严，和那些曾经是伪满洲国官员的战犯们共同度过日常生活。

为了保持自己曾经的“皇帝风范”，溥仪每次集合时总会站在最前排；即使是洗澡，他也总是第一个跳入池子。若有其他人先一步进入，他宁愿拿着脸盆接水，也不愿再去池子里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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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当年溥仪刚继位时，清朝早已风雨飘摇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，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仆人、侍卫和亲信，连穿鞋这样的小事，都有人为他打理。习惯了这种皇帝般生活的溥仪，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，仍然无法适应。再也没有人替他穿衣、穿鞋，甚至洗衣服、补袜子这些平凡的事情，都要自己亲力亲为。

起初，侍卫李国雄还曾为溥仪洗衣和袜子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国雄逐渐意识到，他不再是溥仪的私人仆人，而和溥仪一样，成为了一个战犯。在管理所接受思想教育后，李国雄开始明白自己曾经对溥仪的盲目服从，实际上是封建愚昧的表现，他决定不再为溥仪做任何事。当溥仪再次要求他帮忙时，李国雄直接反问：“你嫌脏，难道别人就不嫌脏吗？”

这一变化令溥仪感到极大的震惊。曾经听命于自己的侍卫竟敢如此顶撞他，而那些曾对他百依百顺的人，连亲戚也敢对他发声批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溥仪逐渐意识到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。为了适应这种剧变，他开始亲自照料自己，处理起日常琐事。然而，对溥仪来说，这一切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即便是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，他也常常出错，比如衣服的扣子扣错，洗衣时忘记关水龙头，甚至剪指甲时把肉割伤了。这些生活中的细节，迫使他正视自己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帝王。

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看到了溥仪的窘迫，决定将他与家人一起关押，方便家人帮助他逐渐适应生活自理。只有在他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后，才得以重新返回自己的房间。

和其他战犯一样，溥仪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得非常有规律。每天的作息时间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，政治理论的学习、劳动和有限的娱乐活动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然而，最令溥仪头痛的，莫过于每天的劳动任务。对他来说，劳动几乎是一项生死考验，特别是在他第一次尝试糊铅笔盒时，每次糊盒子时要么形状做得不对，要么商标反面，糊得不均匀，甚至还会出现皱纹和气泡。每当劳动竞赛开始时，无论和谁搭档，溥仪总是最差的一位。

尽管如此，溥仪并没有选择放弃，反而开始向曾是伪满大臣们请教经验，最终他成功地做出了几乎合格的铅笔盒，并为此欣喜若狂，几乎跳了起来。这件事让他开始真正理解劳动的意义，并逐渐体会到劳动所带给他的变化。

不仅仅是糊纸盒，溥仪还参与了拔草、抬煤等体力劳动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劳动不仅改善了他的食欲，帮助他缓解了长期困扰他的失眠问题，甚至连困扰他多年的胃病，也在劳动中得到了显著的缓解。

与此同时，溥仪的思想也在改造中发生了深刻变化。通过每日的政治学习，尤其是关于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历史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祖国命运之间的深刻联系，开始明白自己曾经是“头号汉奸”的责任。

溥仪的认罪经历了从最初的政策驱动，到后来的内心转变，这一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他开始深刻反思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，特别是在1955年6月，战犯管理所向他展示了一份东北人民的控诉书，详细记录了溥仪签署的一些法令所造成的暴行。这个控诉书深深震撼了他。溥仪不仅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深重罪行，也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恐惧。

然而，就在他认为自己已无翻身之地时，奇迹发生了。1956年春，战犯们被告知将有机会参观社会，了解新中国的情况。溥仪心中充满了疑虑，担心人们会控诉他。然而，几天的参观经历却让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。他亲眼看到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的怀抱中，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。这一切让他感到震撼，也使他逐渐意识到，自己过去作为“清朝皇帝”时，根本无法带来这样的变化。

此后的溥仪逐渐放下过去的包袱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。对于自己曾经的罪行，他不再逃避，而是坦然接受。1956年12月4日，他被正式宣布特赦，结束了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生涯。

溥仪的这一段经历，犹如凤凰涅槃，经历了无数的痛苦、迷茫和挣扎，最终获得了重生。此次改造不仅仅是一次思想的觉醒，也是一场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反思与重塑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